紐約環球影業外的《奧本海默》電影海報。(Arturo Holmes/Getty Images)

文．FJeffrey A.Tucker（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  譯：任季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也是《米塞斯之最》（The Best of Mises）的編輯。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2020）。

最近看過電影嗎？你可能回到過電影院，發現為了把觀眾重新拉回來，製片商們似乎已經有所改變。

對於《芭比娃娃》（Barbie），即使我也看到一些合理的批評意見，只是衝著它沒有理會過去20年總被提起的性別焦慮症，並且堅持倡導正常的性別二元論，我就覺得很有魅力。

《碟中諜》（Mission Impossible）也很精采，只是我們已經熟悉了這個系列電影的套路。出人意料的是《自由之聲》（The Sound of Freedom），這部影片揭露了恐怖的當代問題，但由於不明原因，遭到了左派的徹底鄙視。

利用和濫用科學為國家權力服務

我們著重談談《奧本海默》（Oppenheimer）。這部電影講述了很多事情，但終極主題是利用和濫用科學為國家權力服務。

美國政府挖掘了一位優秀的物理學家來製造原子彈。這項偉大的工程耗時兩年，耗資20億美元，因此無論對贏得戰爭有什麼作用，造出的原子彈都必須投入使用。德國已經戰敗，日本也準備投降，但為了向全世界展示美國超強的軍事實力，不能放過這個大好機會。

J.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原以為原子彈會用來對付納粹，但卻使成千上萬的日本無辜者喪生，他吞下的苦果就是內心的道德譴責。這促使他退出氫彈研製或製造更多原子彈的工作，為了避免與蘇聯的戰爭升級，他成為軍備控制的倡導者。

原子彈造成成千上萬的日本無辜者喪生，奧本海默吞下的苦果就是內心的道德。圖為1945年8月6日，美國空軍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前後，廣島市遭受重創的檔案圖片。（AFP）

他因與俄羅斯的私人關係而被華盛頓吊銷了安全許可。沒錯，如同影片中愛因斯坦做出的預言，他的國家背離了他。

當然，後來奧本海默恢復了名譽，這部電影在很大程度上紀念了這個複雜而又才華橫溢的人。

我覺得這部電影特別有價值的一點是解釋了這些年美國和蘇聯之間極其奇怪的關係。大戰結束後，從1918年到1923年，美國經歷了一場大規模的「紅色恐慌」，其中包括國會聽證會、審查制度和新的煽動叛亂法，而拜登政府今天正利用這些法案對付川普（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紅色渲染著華盛頓

「新政」否定了美國精神中的企業自由，羅斯福總統把許多崇拜蘇聯農業和住房「成就」的人引入他的政府。其中有一位極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雷克斯．塔格韋爾（Rex Tugwell），他擁護中央計畫，並在當年操縱了許多卡特爾化工業、控制價格和開展蘇聯式項目的立法。

這也是當時的自由擁護者鄙視新政的原因之一。紅色渲染著華盛頓，華麗的政策並沒有讓美國擺脫蕭條的束縛，而只是通過控制、支出、監管和補貼延長了蕭條。

是的，我深知我們永遠無法擺脫「新政拯救了我們」的神話。但現實是，大蕭條一直持續到下一場戰爭，直到1945年的和平到來後才真正結束。

倒退幾年，當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和俄羅斯成為盟友，在打敗納粹和日本帝國的過程中，羅斯福和斯大林迅速成為朋友。正是這次結盟完成了「羅斯福的俄羅斯之路」。在那個年代，科學家和其他人與共產主義和紅色蘇維埃接觸沒有任何危險，並且還受到鼓勵。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和俄羅斯成為盟友，羅斯福和斯大林也迅速成為朋友。圖為1943年11月28日，斯大林（左）、羅斯福（中）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德黑蘭會議上的照片。（STF / AFP）

戰後，形勢逆轉。哈里．杜魯門總統的黨派面臨國會中的失敗，他巧妙地通過再次強化「紅色恐慌」來挽救他的黨派。1948年，共產主義者在希臘大選中獲勝，這被美國視為受莫斯科影響帝制復活的證據。

在美國從公敵變成各國的朋友之後的十五年，俄羅斯從西方的朋友變成了可怕的敵人。又過了十五年，俄羅斯又從英勇的盟友變成了可怕的敵人。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這種轉變發生了三次。

統治階層想和誰開戰 我們就會和誰開戰

你知道喬治．奧威爾的著作《1984》為什麼會取這樣的名字嗎？這是在演繹1948年開始的冷戰。在一瞬間，公眾的思想從讚美轉為憎恨整個國家。這就是為什麼在書中，大洋洲、歐亞大陸和東亞之間的國際關係不斷變化。這些變化告訴我們，統治階層想和誰開戰，我們就會和誰開戰。

冷戰結束時，美國慶祝俄羅斯的解放和蘇聯的解體，貿易關係也隨之回暖。不出所料的是，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主流媒體，也就是曾經在冷戰期間支持軍備控制與和平的聲音正在鼓動與俄羅斯開戰。如同奧威爾書中寫的，他們告訴我們，我們一直在與俄羅斯開戰。

幾十年來一直鼓動與俄羅斯和平相處的同一批人，現在卻想要全面開戰！

這就是奧本海默因其與俄羅斯的關係而受到拷問的歷史背景，也是他為何如此迅速地從朋友變成敵人的原因。這一切都與政權的需求有關。在現代，他們對科學的影響比我們願意承認的還要大。

偽科學和「相信專家」的信仰

讓我們以經濟學為例。

當美國經濟學會於1885年成立時，如果你能相信的話，它的第一批出版物中的一本是極其惡毒和可恥的小冊子，它贊成種族隔離、白人至上主義、優生學以及更糟糕的東西，不僅針對黑人，而且針對南方的意大利人、猶太人和斯拉夫人。

幾十年間，所有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和期刊都一直在使用這種假科學。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真正結束。這是一段悲慘的歷史，因為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始於中世紀晚期，具有解放精神。在20世紀的美國，這門科學受到了國家的影響。

整個世紀都是如此，這種影響涉及了物理學、經濟學、工程學到氣候學等每一門學科。

美國氣候學的創始人是哈佛大學教授羅伯特．德庫西．沃德（Robert DeCourcy Ward，1867至1931年）。他是一個學術機構的領袖，是美國「移民限制聯盟」（The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的創始人，這是一個最早倡導以達爾文進化論和優生學政策為基礎的「科學」移民組織。

沃德在1910年7月發表於《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的宣言中稱，「達爾文及其追隨者奠定了優生學的基礎」。沃德問道：「人類是最重要的動物，為什麼人類的繁衍只能聽天由命？」

當然，他所說的「聽天由命」指的是選擇。沃德解釋說，美國擁有「踐行優生原則的絕佳機會」，而且迫切需要這樣做。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不是幾十萬，而是幾百萬的意大利人、斯拉夫人和猶太人，他們的血液正在融入新的美國種族」。

這就是最早的哈佛氣候學家的想法。他的後繼者們也沒有遠離國家優先的思路，只要翻開今天的報紙就不難發現這一點。

實質上大同小異。每天塞給我們的消息都是，我們的煤氣灶、周末度假和肉類消費正在導致地球燃燒成一團火球。證據是：看看外面炎熱的夏天。這就是所謂的氣候變化，很糟糕嗎？但只能通過放棄你的生活標準和少生孩子來補救。

外面炎熱的夏天，就是所謂的氣候變化，很糟糕嗎？圖為2023年8月9日，熱浪來襲，西班牙馬德里太陽門廣場前，人們撐傘避免曝曬。（Javier Soriano / AFP）

和你一樣，我已經受夠了這種偽科學和「相信專家」的信仰。正是這些「專家」說，我們只有放棄所有自由，堵住呼吸通道，注射實驗性疫苗，才能免受普通呼吸道病毒的侵襲。

封鎖和隨後發生的事情警醒著我們。它們影響了幾乎所有人，它們得到了幾乎所有主流「科學」的眷顧，整個大科技公司、政府和媒體通力合作，將教堂和學校關閉以及對民眾的殘害神聖化。

如果說這件事有什麼好處的話，那就是大眾對專家階層在蔓延的質疑，而我們長期以來對專家階層過於恭敬。

儘管這聽起來讓人不舒服，電影《奧本海默》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科學並不像我們聽說的那樣獨立，它很容易被政府收買。

歷史證明，每個時代真正的英雄都是那些不顧政治風向堅持真理和事實的人。在封鎖期間，這樣的聲音少之又少。◇

（原文：The Corruption of Science by Politics | The Epoch Time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