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7日，一艘裝載從中國進口貨物的海運船在美國加州奧克蘭港口停泊。（Justin Sullivan / Getty Images）

在美中關係經濟上去風險還不夠，根本問題是美國的自由民主與中共的威權主義是對立的，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與中共極權控制的經濟不相容。美國必須與中共決裂，否則不可避免地會被中共腐化。

編譯•李清怡

近日《外交事務》網站發表華府智庫「美國指南針」（American Compass）學者卡斯（Oren Cass）和羅德里格斯（Gabriela Rodriguez）的文章，呼籲美中關係經濟上「去風險」還不夠，根本問題是美國的自由民主與中共的威權主義是對立的。美國必須從各方面與中共決裂，才能避免中共腐蝕美國的自由民主。

美國忽視與獨裁國經貿往來的潛在風險

冷戰結束後的早期，美國理論家和政策制定者忽視了與獨裁國家經貿往來的潛在風險。全球化以自由經濟標準、民主價值觀和美國文化規範為基礎，這些都被經濟學家和外交政策機構視為理所當然。

90年代末，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GDP大約是美國GDP的十分之一，1999年，中國仍然是世界上人均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排名在斯里蘭卡和圭亞那之間。美國各個政治派別的領導人都相信，通過鼓勵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可以促使中國成為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的建設性參與者。

1999年中國仍是世界上人均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排名在斯里蘭卡和圭亞那之間。圖為1999年8月11日，人們在一北京郊區擁擠的街市上。（AFP）

但事實正好相反，從某些方面來看，中共已迅速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並成為對抗美國影響力的強大力量，其極權控制的經濟和日益獨裁的領導顛覆了美國的投資、供應鏈和機構，北京利用全球化來增強自身實力並損害美國利益。

根本問題是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與中共極權控制的經濟不相容。

如果美國決策者在2000年就知道23年後中共發展的軌跡，他們就不會進行魯莽的實驗，將美國經濟與一個由共產主義獨裁政權控制的經濟往來密切。但華盛頓的許多人並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幻想著他們可以通過不斷的和解、建設性地影響中共，儘管北京方面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改變的意願。

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4月分的經濟政策演講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論點，將拜登政府的戰略描述為「去風險和多元化，而不是脫鉤」。沙利文說，他只想要一個「小院子和高柵欄」來保護一部分關鍵的美國軍事技術，商業應該繼續繁榮。

這種姿態誤解了美國和中共經貿往來帶來的挑戰，甚至是國家安全挑戰。這一挑戰是巨大的，即使中共明天就解除武裝，並發誓放棄其境外的任何軍事，其經濟影響力仍將深深腐蝕美國領導的民主體系。該體系基於這樣的假設：自由市場中的經濟行為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將促進公共利益。

美國公司與中國同行競爭並在中國市場開展業務，使中國共產黨有能力從太平洋彼岸影響美國的資本配置和勞動力市場狀況。如果美國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而通過向中共磕頭就能獲得最大利潤，美國企業就會這麼做。北京在中國市場引入的人性扭曲也會成為美國市場的人性扭曲。華盛頓別無選擇，只能用自己的干預來反擊。

華盛頓必須採取直率和大膽的態度，目標不應該是中美經貿合作，而是應該阻礙這樣經貿合作的運作。貨物貿易仍可以在公平的情況下進行，並需繳納保護美國利益的關稅。但投資不該朝一個方向流動。合資企業和研究夥伴關係應該結束。美國政策制定者不應抱有中國自由化改革很快到來的幻想。

美國投資者正在實現威權政府的目標

在北京的要求下，特斯拉簽署了一份信函，承諾減少與中國製造商的價格競爭，並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圖為2021年3月29日，特斯拉在中國上海建的超級工廠。（Xiaolu Chu / Getty Images）

當美國公民和企業將資本和技術引入中國，意圖增加經濟利潤——通常不考慮這是否損害美國。事實上，美國投資者正在進一步實現威權政府的目標，而威權政府卻毫無悔意地操縱外國投資者，並利用市場准入來促進其利益。最近的一個例子發生在7月分，在北京的要求下，特斯拉簽署了一份信函，承諾減少與中國製造商的價格競爭，並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另一方面，中國在美國的投資幾乎總是受到中共或明或暗的控制。「中共經濟戰略的一部分依賴於通過政府支持，來收購外國公司及其技術和數據」，前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在5月分的國會證詞中警告說。「因此，當中國企業收購美國資產時，他們往往不會做出以利潤為導向的商業決策。相反，他們的行動是為了促進中共利益。」

美國法律的設計不是解決與極權控制的經貿往來所引起的問題，僅處理特定的實體、技術和交易，這就是拜登政府的「小院子和高柵欄」。美國法律必須解決防止中共控制美國經濟的挑戰。華盛頓應該禁止中美之間的資本流動、技術轉讓和經濟夥伴關係。

為了防止中共投資，美國法律應定義「不合格的外國投資者」，其中應包括非美國永久居民的中國公民、中共實體以及任何其他與中共有關聯或受中共控制的實體。應禁止這些投資者進行交易、組建公司或合夥企業、作為有限合夥人參與美國投資基金以及收購房地產。針對美國對外投資，新法律應禁止美國公民和實體在中國進行涉及收購股權、債務或房地產的交易，應禁止美國和中共實體之間成立合資企業，防止它們在任何司法管轄區開展業務並將先進技術轉讓給中共。華盛頓還應確保國防部、財政部和商務部協調其各種出口和投資限制，應拒絕中共公司進入美國資本市場和證券交易所。

華盛頓應該大力投資建設國內產能

中共實施主導關鍵供應鏈的產業政策，美中貿易關係必須改變，華盛頓應該大力投資建設國內產能。圖為底特律汽車工廠流水線。（Bill Pugliano / Getty Images）

2022年，美國從中國進口了5370億美元商品，只出口了1540億美元。對於北京來說，這種貿易失衡是一項深思熟慮的戰略的一部分。中共多數時候拒絕向美國產品開放市場，而是用自己的出口產品換取美國資產，同時實施主導關鍵供應鏈的產業政策。美國消費者的需求是通過國外製造來滿足的，這導致美國工業空心化，而國外對美國產品的需求卻沒有出現相應的增長。

現有的美中貿易關係必須改變才能結束這種局面，華盛頓應該大力投資建設國內產能。美國製造業可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生產可以從中國轉移，促進亞洲和拉丁美洲盟友經濟發展。

美國必須採取強有力的國內產業政策。華盛頓將需要新的機構包括內閣級國家發展委員會和開發銀行，通過財政和技術援助回流製造業並加強國防工業基礎。美國法律應該通過美國製造條款，要求在美國銷售的商品包含一定比例的美國生產的零部件，來刺激國內生產的需求。

還必須採取行動保護對美國民主至關重要的教育機構——不僅是正式的學習，而且還包括更廣泛的公共言論。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以美國大學、智庫和研究機構為目標，以經濟利益換取並推進共產意識形態議程。這些組織，無論是由政府、學術界運營還是免稅非營利組織運營，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公共資金。美國應該禁止這些機構與中共及其附屬實體建立任何合作夥伴關係。任何資金從一國機構流向另一國機構的行為都必須停止。

中共還利用市場准入的激勵，迫使美國投資者為其宣傳。華盛頓能做的就是通過取消在中國的利潤來降低經濟風險。美國法律應實施文化出口管制，阻止美國公司通過在中國銷售電影、音樂唱片、體育賽事轉播來獲利。

對於致力於全球化的政策制定者來說，與中共的硬性決裂似乎不太可能。但就在去年，為了回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國取消了俄羅斯的最惠國地位，並實施了旨在將俄羅斯從國際經濟體系中分離出來的嚴厲制裁。這是一次艱難突破，也得到了遵守國際秩序的人強烈支持。美國是否應對中共採取類似行動，不是合法性或能力問題，而是價值觀和意志問題。◇